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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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经济会议分别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其中，服务业由于在我国GDP中占比超过50%，对消费与就业的直接拉动作用明显，也被视为数字化进程的关键一环。

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在“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理论和实践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概念和理论体系，并呼吁探索中国特色服务业数字化，需要重视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化助推器和连接者的作用，多方协同助力中小企业高效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平台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勇坚及其团队是该概念的首创者，他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涉及到需求、供给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平台的主体企业拥有技术、数字等优势资源，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推进数字化；另一方面，平台能够汇聚多方面的资源，连接各方主体，推动无边界合作，从而使数字化转型更符合实际情况。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方案升级

上述“中国式”模式提出有其现实背景。相关调研报告显示：7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12%的企业处于应用践行阶段，而达到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占比仅为9%。我国服务业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盈利能力弱、数据意识薄弱、数据化基础差等问题，难以照搬国外现成的模式。

近年来，监管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案，但在面向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的指导性上仍有所缺失。记者注意到，相关部门2022年11月曾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提出了“从易到难、由点及面、长期迭代、多方协同”的转型思路，以及“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小快轻准’）产品”的转型方向。

“但是，从整个指南的文本，尤其是业务数字化等方面的内容来看，还是构架在工业企业基础之上，没有兼顾生活服务中小企业的特点和需求。”李勇坚认为。

在李勇坚看来：如果直接套用现有的数字化思路，第一，不能解决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信心问题；第二，不能解决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所必需的信任机制问题；第三，不能解决数字化的成本和收益不清晰、不对称问题；第四，不能解决数字化转型方案要求良好数据基础和缺乏数字管理实践之间的矛盾。会出现即时性、同步性、匹配性、质量不可见的问题。

以成本收益为例，目前很多数字化方案的效率提高企业主没有体感，数字化是先掏钱说明年以后能挣，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觉得时间上不对称。

因此，李勇坚认为，需要根据中国服务业中主要企业的特点，构建“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路径。在他看来，“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指由平台、服务商、企业、消费者四方协同推进，根据不同企业特点提供低成本、低门槛、低人力资本需求、可信任、更精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平台企业应推动价值共创

在上述理论体系中，平台方的价值首当其冲。

记者注意到，在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在李勇坚看来，“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涉及到需求、供给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平台的主体企业拥有技术、数字等优势资源，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推进数字化；另一方面，平台能够汇聚多方面的资源，连接各方主体，推动无边界合作，从而使数字化转型更符合实际情况。

事实上，这项“中国式”思路中，兼顾了企业主、平台、服务商多种特色产物，而涉及规模、需求、信任、数据的价值共创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告诉记者，在服务业数字化的道路上，更好地联动多方价值共创就需要鼓励平台充分发挥连接者、资源整合者、生态治理者的角色，推动数字化生态的成熟，助力服务商和商家高效匹配，找到稳定的商业模式，降低商家的转型门槛。

根据社科院调研数据，互联网平台通过协同服务商为商家提供各种低门槛、低成本的数字化能力，能大幅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据社科院研究，以支付宝为例，通过与服务商共创并开放数字化解决方案，能够为数百万商家节省大量数字化的前期投入。一项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支付宝免费开放近200亿流量激励，平均每天为商家小程序带去100万用户，单个商家平均一年能省下约20万元营销费用。

李勇坚认为，目前亟须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引导，调动起平台、服务商开放技术和资源，让数字技术普惠到更多中小企业，为用户带来更好的数字服务消费体验。

据记者了解，社科院将于3月发布首份平台社会经济价值研究报告，该报告对平台在“助实体”“促消费”“稳就业”方面的价值做了系统化研究，为服务业中小企业解决数字化转型难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南。

（编辑：何莎莎 校对：燕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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